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邹溱，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副教授；美国普渡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专家。

 

月黑风高夜，百里走单骑

——我的1977年高考    邹溱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农村插队落户的那些孤单寂寞、求学无门的日子里，我常常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真没想到会有“十年乱校废学，一朝开科取士”的根本转折。恢复高考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能躬逢其盛，深感幸运。我看过不少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但高考经历像我这样曲折的还真不多。在此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江西赣州街头卖凉薯。我插队的地方盛产凉薯（因其苗似葛藤，当地称“葛薯”），那里的凉薯个大、皮薄、水分多，咬一口，又脆又嫩，既可生吃，也可做菜。当地农民家庭每年都要从自留地里收获几百 甚至上千斤，肩挑车推，运到集市上卖。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副业收入，一年里买油 盐酱醋靠的就是卖凉薯的钱。

从1968年到宁都县石上公社河源大队插队开始，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近十年了，几乎已脱胎换骨，许多方面都和当地农民一样，包括种凉薯卖钱。我和我弟弟插队在一起，我们的自留地虽少，每年也能种出几百斤凉薯。由于回家的需要，我们设法认识了一两位货车司机，除了坐车回家不用买车票外，还请司机帮我们把凉薯带到家乡赣州去，以便多卖几个钱。

 1977年10月21日清晨五六点钟，我已把几大麻袋凉薯弄到了市内的一个菜场开卖了。辛苦了大半年，好容易种出这么些凉薯，当然要赶早卖个好价钱。正卖得高兴时，忽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头条新闻：今年的大学招生一改前几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法，采取“自愿报名、统 一考试、择优录取、领导批准”的新方针，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统一考试、择优 录取”这八个字。

这就是说，要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无异平地一声惊雷，震撼了中国大地。这是文革结束以后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我个人来说，则是漫漫长夜的第一缕曙光。

说实话，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在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知青岁月里，多少次，我在心里默默念着高玉宝在旧社会无法实现的渴望： “我……要……读……书！”但现实却令人万般无奈：中学的大门早已对我关上，上大学不是看成绩，而是靠推荐。

大约从1972年底开始，我就和另一个插队的同伴在劳动之余利用收音机跟着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节目自学英语，后来还陆续听过安徽、湖北台的英语广播讲座，同时还找出以前学过的初中课本开始复习代数、几何。当时我自学的目的只是希望在公社中学当英语老师。

1973年、1974年推荐上大学时，我由于劳动表现好，被大队、公社推荐上去了，1973年不但参加了像模像样的闭卷考试，还参加了英语口试（那年英语没有笔试）。记得那次是指定填志愿，当时让我填的是河北电力学院。我虽然考了全公社第一名，但 张铁生白卷事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考试成绩作废，我也就没收到任何通知。

到1974年又被推荐时，我填了所有招生学校中最低的一个：宁都师范。心想，这样的学校大概没什么人想去。哪知参加体检、经过政审后，我的大学之梦又没了下文。到1975年、1976年推荐时，我已不抱任何希望，连名都没报。现在，高考终于恢复，希望之火重新点燃，我的一颗已死的心又复活了！

1977年时，我已在石上公社办的廖岭背小水电站当电工，不过没有一分钱工资，而是仍在生产队记工分。所以凉薯一卖完，我立刻回到廖岭背电站，利用工余时间开始复习迎考。

电站刚建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那时是白天在电站做各种杂活，晚上发电，每天送电要送到夜里12点。负责发电的内线电工分成两 班，轮流发电，因此我每隔一天就得在机房工作到半夜。小电站人手紧，根本不可能请到假。说实话，我也压根儿就没敢想请假复习。

刚建的电站生活条件极其简 陋。一共只有一栋房子，上下两个房间，所有的男职工，包括站长、技术员、内外 线电工、炊事员十来个人住一个大房间，连一张桌子都没有。记得那些日子里，半夜发完电以后，我就从床下拿出自己的小板凳，以床当桌，床上放一盏用墨水瓶自 制的煤油灯，在同伴的鼾声中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那时不仅时间紧，学习条件差，复习资料也奇缺。什么辅导材料、习题集之类的就别提了，大家都没有。但我不但没有这些，连课本都不全。文革爆发时，我 连初二都没读完，从此再没有进过中学。开始自学英语后，我先后从不同省市的新 华书店邮购部买到过几本业余英语广播教材，后来又从家里找回了自己当年在学校用过的英语、代数、几何课本。

我姐姐因在中学教英语，为我买到了一套当时江西省的中学英语教材。其中第一册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记得我在电站工作后，还在家里找到我哥哥用过的一本初中物理书。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任何教科书了。

至于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课本，我一本都没有。考这些科目时几乎全靠以前的基础和平时的积累。为了帮助我们准备高考，从没上过大学但一辈子酷 爱读书的父亲自己想出一些历史、地理的问题，自己做出答案，用复写纸写出好几 份，分别寄给我们下乡在各地的兄弟姐妹。

考试各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记得有一道排列组合题，我因没上过高中，不知道公式，只好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排，花了很多时间。从考场出来，和其 他考生一对答案，竟是对的。但有老高中毕业生说，我没用公式，得不到分，让我颇为沮丧。

我们那一届没公布成绩，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各科到底考了多少分。我那年报的是文科加试外语，各主科考试结束后，最后一天考外语。我的一些插友纷纷准备回生产队，他们问我走不走，我则告诉他们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考英语呢。

我的初试平静无波，一波三折的戏剧性故事发生在三天的高考笔试之后。

考试结束后，我心里并没敢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听说，由于十多年没有高考，这次参加高考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而且江西高校又少，所以录取比例非常小，尤其是文科，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二。

我想，大多数考生都上过高中，虽然其中的很多是文革期间毕业的，但毕竟初、高中课程都过了一遍。而我初中都没读完，哪会有多大希望呢？所以考过以后，并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还是照样天天在 电站干活。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自学更有动力了。

直到12月末的一天下午，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电站的会计小廖到八里地外的公社所在地去结算账目，没过多久却急匆匆地赶回来了。一进门就找到我说，小邹，公社接到通知，你考上了，但外语考生要复试。复试明天上午8点在于都县举行。

这个消息令我激动万分，梦寐以求 的理想似乎就要实现了。但同时我又无比焦虑：我所在的小水电站离宁都县城有40多里地，而于都县城离宁都县城还有200华里。现在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怎么 可能赶到第二天上午8点的考试呢？

我感到纳闷，为什么公社没早把复试通知给我呢？原来公社秘书把我的复试通知书交给了我所在生产队村小的负责人转交给我，但因为我一年前在村小代课时，因看不惯这位负责人假公济私的行为而曾当众和他叫板，他便把我的复试通知压了下来，不告诉我。

我别无选择，只有尽快往复试的地方赶，这个盼了多年的机会可不能让它失之交臂。我带上准考证和几本英文书，问电站的好友小杨借了块30元钱的中山牌 手表，便匆匆赶往宁都县城。我只希望当天还有宁都开往于都的班车，让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以前赶到于都。

40多里路，我走了3个多小时。12月底正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等我傍晚六点钟左右赶到宁都车站时，天已擦黑，车站也没几个人了。我上前打听往于都方向的班车，回答是今天已经没有班车了，最早的班车在明天早晨 6点钟以后。

那时从宁都到于都的虽是所谓的国防公路，但是连柏油都没有，只是在夯实的土路面上铺了一层沙子，200华里路班车要走至少4个小时，到于都时已过中午，要赶上8点钟的考试是不可能的事。没辙，我只有另想办法。于是我走到宁都往于都方向的路口去拦车，指望有运货的司机能带我到于都。

那个时候，下乡知青因为没钱买车票，用各种方法在路上拦车已成了让司机极为头疼的事，司机见到拦车的知青一般都想办法躲过去或绕过去。女知青稍微好一点，有的司机会动恻隐之心，但像我这样的男知青，又是孤身一人，司机一般理都不理。

于是我只好强行拦车，只要一有强烈的车头灯照过来，我便立刻站到马路中间，挥动手臂，司机不得以停下来后，首先免不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接着问我 要去哪儿。我陪着笑脸解释一番，但天色已晚，大多数司机都是回家去，而且家就在附近。只有一位司机是到60里外的赖村去。但即使我坐到赖村，剩下的140里路又怎么办呢？我还是没法在8点之前赶到于都考试呀。

天已完全黑了，我又等了半天也不再有车来，拦车去于都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这时我想到，电站的小杨是宁都县城下乡的知青，爸爸妈妈都在宁都小学工 作，虽然他们家我只去过一次，但现在我没地方可去，只好找小杨的父母想办法。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脸上挂满失望走进小杨家时，小杨的父母都大吃一惊，不知我为什么突然跑县城来了。我把情况简单地一说，他们都为我惋惜。然而吃饭时， 小杨妈妈却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们在县城住久了，认识不少司机，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决定找这些熟悉的司机想想办法。于是，放下饭碗，小杨的父母就带着我一个一个地去找这些司机，看有没有哪位明天要去于都方向运货。如果有，请他凌晨三四点就开车，或许能在早上8点以前赶到于都。可是所有认识的司机都找遍 了，竟没有一位第二天去于都。

就在所有的希望都要破灭的时候，一位司机出了个主意。他说：“如果你有 胆量，就借一部自行车，今天夜里骑一个通宵赶到于都去。”这个办法让我绝处逢生。可是上哪儿借自行车去呢？除了小杨一家，我在这宁都县城可是什么人都不认识啊。

但小杨的妈妈坚决反对我这样做。她说了好几条理由：第一，天气太冷，在 严冬的12月底，骑车骑一个通宵很可能要冻伤的。第二，不安全，这么远的山区公路，又没有同伴，路上摔一跤怎么办？再说，一个人夜里骑车，万一碰到坏人， 不但赶不上考试，甚至连命都可能不保。

虽然小杨妈妈一再劝我放弃这个想法，但 我主意已定，为了上大学，此时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管什么冷不冷！哪怕什么安全不安全！唯一的要求只是请小杨的父母设法帮我借一辆自行车。没想到小杨的爸爸说，自行车倒是好办，学校就有一部。原来小杨的爸爸是宁都第二小学的校长，有权支配学校的自行车。

从司机家里出来，小杨的父母就带我直接去了学校，推出了那辆自行车。车很旧，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但那时公家的自行车没人保 养，基本上都差不多，有车就是万幸了。

就这样，晚上9多点钟，我辞别了小杨的父母，骑上宁都二小的旧自行车出发了。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现在看来我终于可以抓住这梦寐以求的机会了，因此刚开始骑，感觉还不错，虽是仲冬，又已入夜，但毕竟是南方，所以并不觉得太冷。值得庆幸的是，那夜虽没有月亮，但也没有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虽然周围的树木、房屋只能隐约看到个轮廓，但沙土公路却是一条淡淡的灰白色的线，模 模糊糊地看得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在明天早上8点以前赶到于都。 于是我骑得很快，碰到上坡也不下车，拼命蹬，硬冲上去。下坡则更爽，不用蹬，一直往下冲。

哪知好景不长，刚骑了半个多小时，就觉得在平路上使劲骑也没有刚开始时走得快了，而且后轮有震动的感觉。我更加用力地蹬，可是却明显地感到越骑越费力，震动也越来越厉害。我觉得不对劲，不得已下车一看，原来后胎已经一点儿气 都没有了。很明显，车胎是破的，别说这么晚了没地方打气去，就是打足了气一会儿也会跑光。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重新跨上车，继续往前骑，同时我也想知道已经 骑了多远，便一边骑，一边留心路边，看看有没有里程碑。过了不久，果然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块竖着的里程碑，我赶紧下车，想看看上面刻的是什么数字，因为我知道宁都车站里程碑上的数字是163，只要知道现在这块碑上的数字，我就可以知道 骑了多远。

可是等我走近前时，立刻发现，由于天太黑，无论我怎么俯下身子凑近前去，也无法看清那一尺见方的里程碑上的数字。我只好把车支在路旁，像盲人一 样，用手去摸里程碑上刻着的数字。摸了半天，感觉那数字是 170。这就是说，我才骑了七公里。

又骑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我发现前胎也没气了。这时夜已渐深，找地方打气、修车已毫无可能，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骑钢圈了。这时候我只希望前面要么是下坡，要么是上坡，因为下坡省力，我可以一边蹬一边往下冲， 上坡我便心安理得地下车推上去。

最糟糕的是平缓的路段，在这样的路段上，骑又 骑不动，下车推行又不甘心。虽说赣南是丘陵地带，上坡下坡的路段不少，但还是平缓的路段多。如果这样的路段我都下车推行的话，那还不如弃车步行呢。

可是，如果步行，我能在早晨8点以前赶到于都吗？肯定到不了。再说，那个年代，物资那么匮乏，自行车那么紧俏难买，哪有把车扔掉的道理？更何况是借来的车呢！唯 一的办法是骑着破车继续前行。

就这样，在那万籁俱寂的冬夜，我孤身一人骑着一辆破车，艰难地跋涉，赶往200里之外的考场，心中却充满希望。我只是机械地往前蹬、蹬、蹬，什么也不 多想。不知骑了多久，也不知骑了多远，我的体力终于消耗殆尽，肚子里的晚饭早 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又累又饿，到后来别说骑，上坡时就连推车都推不动了，跌跌撞撞地几乎就要倒在路旁。就在这时，我模模糊糊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车一支就坐下休息。这一坐不打紧，不一会儿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概因为这时已是半夜，正是该睡觉的时候吧。

也不知迷糊了多久，突然一阵冷风把我吹醒。本来已骑了好几个小时，出了一身汗，里面的衣服都湿了，这时被冷风一吹，全身凉飕飕的。虽然疲惫万分，但我想，千万不能再坐在路边打盹， 在这节骨眼上，万一感冒生病，哪还能考试呢？

我又骑上车往前赶，不久看到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片亮光，而且还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一条窄窄的简易路通向亮光处。我想，既然有机器的声音，那里一定有人，先弄点吃的再说，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

我推着自行车走到亮光处，果 然有几个上夜班的工人带着安全帽在那里工作。我把情况向他们说明，并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一个矿山，我问他们的食堂在什么地方，我实在太饿了，想买点吃的。可工人们告诉我，他们这里是工作区，生活区在很远的地方，深更半夜，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也没工夫带我去。

不过有个工人告诉我，如果我回到大路上，再往前骑不远，路边就有一个村子，也许到那里能要到点吃的。于是我返回公 路，果然没多久就到了一个村庄，马路两边都是房子。但还没等我走近，村里的狗就突然汪汪叫起来。好在我在农村待了这么多年，别的收获没有，至少胆子大了一点，不怕狗了。不但不怕狗，还和其他知青一起吃过不少狗肉呢。

我不理会村里的狗叫，推车到一户人家门前，开始敲门。可是敲了很久，也没回应。周围的狗却围 上来，对着我狂吠。虽说我不怕狗，但孤身一人在深更半夜看到这么多狗瞪着绿眼睛冲上来对着我声嘶力竭地吼 ，也不免心里发怵。

但我顾不得那么多，更加用力地敲门，里面终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哪个啊？”  “是我。”我赶忙回答。 “你是哪个啊？” “我是从宁都来的，去于都赶考。我很饿了，想问你买一点东西吃。”  “我是一个孤寡老太婆。天好冷哦，我不会起来。你去敲别人家的门吧。”

我只好另找人家。这次我找了一栋比较大的房子，使劲敲门，周围的狗也叫得更凶了，其中一只狗几乎冲到我面前，简直要咬我的样子，大概是这家的看门 狗。我连忙蹲下，做出手捡石头的动作，才把那只狗吓退，这也是在农村学到的赤 手空拳对付狗的办法。那只狗退了几步，继续对着我狂吠。

我赶紧继续敲门。没想到大门没敲开，旁边的一个侧门却“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警觉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在这敲门？”我连忙一迭声地说，“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去于都赶考的。”怕他把门关上，我一边说，一边把自行车推上前，话还没说完，前轮已经进到门里。

那人让我进了屋，我连忙把去赶考的情况跟他大致说了说，这位中年男人大概看我不像坏人，就相信了我的话。我接着说，我还是六七点钟吃了晚饭，从宁 都骑车到这儿，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问他有没有吃剩的饭，要是没有饭，红薯什么的也行，我会给他钱和粮票。

他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碗，里面有几根食指粗细的红薯，冰凉的。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吃 完后，我谢过他，给了他一块钱和一斤全国通用粮票，准备告辞。不料他却告诉 我，从这儿沿着公路再往前走15里就是银坑公社所在地。每天一大早就有从银坑开往于都的班车。

一说银坑，我马上知道，那儿盛产石灰，马路边就是银光闪闪的石灰矿，故名银坑。但我知道银坑却是因为每次从插队的地方回家，司机都喜欢在 银坑饭店停车吃饭，那儿的饭菜价廉物美。这位中年男子还说，他看我肯定没吃饱，他现在就来焖一锅新鲜饭给我吃，让我在他家睡一会儿，等饭焖好了就叫醒 我。吃饱饭骑到银坑，坐第一班车到于都，应该能赶上8点的考试。

我真是太感激 了，庆幸自己遇上了古道热肠的好人。再一看时间，1点40分，可以睡一会儿。于是他带我到一间屋里，我一倒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睡了多久，主人把我叫醒，我一看表，两点半。他告诉我，饭焖好了，起来吃饭。我吃着热气腾腾的新鲜饭，虽然一点菜也没有，但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香过。一边吃，我一边和男主人聊起来，得知他叫肖运海，有一个孩子明年高中毕 业，现在恢复了高考，希望他明年也能考上大学。我立刻祝愿他如愿以偿。

吃完饭，我又给了他粮票和钱，并记下了他的通信地址。肖运海把我送出门，我千恩万谢地向他告别。进大学后，我给肖运海写了信，再次感谢他的帮助。我们还互相通 了好几封信呢。此是后话。

吃饱了饭，又睡了一会儿，我的体力大增。骑的虽然还是那辆破车，前后轮仍是没有气，但从肖家出来后，我骑得快多了，至少平路不用下来推，15里路似 乎没骑多久。到银坑时，天刚蒙蒙亮，车站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坐在车站的台阶上 等着，门一开，立刻第一个买到票，同时把自行车托运了。票是6点10分发车的，车站工作人员说银坑离于都 38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够了，因此8点以前能到于都。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车门一开，我第一个上了车，别的乘客也鱼贯而上。6点10分到了，可司机的影儿都没有。我在车上焦急地等着，问车上其他乘客，谁都不知司机在哪儿。到6点30分，我再也等不及了，跑下车，冲进车站，问司机怎么还不来。

人家问我这么着急干嘛，我说我要8点钟赶到于都参加考试。工作人员估计司机可能还没起床。我问司机住在哪儿，回答说在车站饭店某个房间。我要了房间号码，立刻冲到车站 饭店，找到司机住的房间，“嘭嘭嘭”地敲门。

好一会儿，里边才有一个人问， “谁呀？”那声音显然是从睡梦中刚刚惊醒。 我说：“是我，你的车本来应该6点10分开，可是现在6点半都过了。” “你那么着急干嘛？”里边问。“我要8点以前赶到于都参加考试。”

不一会儿门开了，司机果然连衣服还没穿好，正在系皮带呢。听我这么一说，他似乎有点内疚，匆匆洗了把脸，立刻下楼。我跟着他来到车站，一上车，就听车上人议论纷纷，说这个人是赶到于都去考试的。

司机跳上驾驶座，立刻发动车子，可接连发动了好几次，马达只是有气无力地“呜呜呜”了几下，就没声音了。 原来是天气太冷，油的质量不好，车子发动不了。

我急得火烧火燎，就见司机跳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也不知司机从哪儿取出一个大摇把，插进车头一个什么地 方，使劲摇，摇了好几次，累得汗都冒出来了，最后一次马达终于发出了强大的轰鸣声。这粗犷的马达声在我听来简直比音乐还美妙。我回到车上，车子终于驶离了车站。

这是趟短途班车，一路上每站必停，加上现在正是冬闲时候，又将近年末，赴墟（赶集）的人很多，到县城去卖农副产品、办年货的就更多了。每停一站，都 上来很多人，有的还挑着鸡鸭菜蔬之类。到了一个名叫仙下的大镇，上的人太多， 连车门都关不上，车站工作人员只好到车门边把人硬往里推，好不容易才关上车门。

 我虽然知道在于都县城复试，但县城这么大，我又没看到复试通知，到底在什么单位复试我一点没底。本打算上教育局去问，又怕来不及。有的乘客便为我出主意，说高考是在于都中学，复试很可能也在那儿。我觉得很有道理，便连忙打听从车站到于都中学怎么走。熟悉的人纷纷给我指路。

 随着时间离8点越来越近，我的 心里也越来越焦急。车上的人对我也报以同情，纷纷宽慰我。虽然大家是一片好 心，可谁也拉不住时间啊！到8点的时候，班车还在路上走。我长叹一声，完了！完了！已经8点了。考试已经开始了。这时连司机也宽慰我说，今天人多，没办 法。我一定尽快开。你到考场后，可以跟主考老师说明情况，也许会让你进考场。

 8点25分，班车终于到达于都车站。我想第一个下车，可是因为车里挤得太满，车门半天也打不开。我一看，司机已经下车，急中生智，立刻爬到驾驶室，跳下就跑。车站工作人员正来接车，一见我从驾驶室跳下仓皇奔跑的样子，指着我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他肯定没买票。”司机连忙说：“他买了票，买了票。他是赶去考试的。”

 我放出100米冲刺的速度，猛跑了一阵。但我这人方向感特差，虽然在车上人家告诉了我于都中学怎么走，我还是一路跑一路问。终于跑到于都中学时，已是8点40分了。

 一进门，就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吴安站在那儿看大批判专栏。虽然自小学毕业以后我就没怎么见过吴安，但他的哥哥姐姐和我在一个公社插队。从他们口中，我早就听说吴安也在自学英语，这会儿他在这里，不用说也是来复试的。

 一看到他，我就急匆匆地问：“吴安，你怎么站在这儿？怎么不去复试？” 吴安一见 我，十分意外，连说，“好！好！你终于赶到了。”我又问他：“考场在哪儿？你 怎么不去考试呢？”他说：“别着急。复试是口试，一个一个进去。还没轮到我们呢。”我一颗急到嗓子眼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复试在于都中学教学大楼的楼上。吴安陪我上了楼，找到考场工作人员。我立刻把我没接到复试通知，连夜骑车赶考的情况大致地说了。那位工作人员说， “难怪我们昨天晚上点名时少一个人呢。你一夜没睡，又这么辛苦赶来，要不要好好休息一下，等所有考生都考完了再考？”

 其实我这时特兴奋，一点不觉得累，便说：“不用。请你去对主考老师说一说，把我放到宁都县考生中的最后一个考就行。”不一会儿，那位工作人员回来说：“主考老师说没问题。”

 记得1973年参加英语口试前，和我一起自学英语的同伴好心地告诫我，一定要完全听懂了主考官的问题后再回答，免得答非所问。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一定要请老师再说一遍。我那次特傻，不管听懂没听懂，主考老师每问一个问题，我都说：“Please say it again. （请再说一遍）” 后来我想，我这样做，主考老师很可能会认为我听力不行。这次我一定要接受教训，听懂了就立即回答。

 一进考场，我看到有三位考官。坐在中间的一位看到我进来，马上笑着用中文问道：“听说你是骑了一夜自行车来的。”我便一口气把没接到复试通知，一个人连夜骑自行车赶来复试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

 主考老师叫我别紧张，接着用英语问了些很普通的问题，无非是家庭、个人的情况和一些日常用语。这次我没有莫名其妙地老叫人家重复问题，而是尽快回答，以期给主考老师造成反应快的印象。问答结束后，一位老师拿着一本书走到我面前，翻开书，指着书上的一段叫我朗读。

 我一看，嘿，巧了！这不就是北京市业余英语广播教材第五册第一课 “China”吗？我刚开始自学英语时，寄钱到福建省新华书店邮购部买到的第一本 教材就是它！这是我自学英语时学的第一课，而且多次复习过，印象当然深刻。

 老师让我读的是第二段。我拿起来，一口气读了下去。语音语调不知如何，但流利是肯定的。所以我考出来，感觉还很不错。

 考完后，我才找旅馆住下，当晚就给家里写信，告知我参加了复试。父亲回信说，我除了数学外，其实各门功课考得都不错（笔试结束后，我曾把各科的试题和我的回答都回忆出来，写信告诉了我家里）。加上又参加了英语复试，应该很有希望，叫我注意邮件。

 我回到电站，仍是白天干杂活，夜晚发电。不久就过年了，记得大年除夕那天，公社要我们电站通宵发电，要让全公社灯火通明迎春节。那是我们廖岭背电站发电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家都很激动，记得那天电站所有的人都守岁守到天亮。一 夜没睡，大年初一一个个都显得很疲乏，连打牌都没劲。唯有我，不知为什么，熬了一个通宵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疲倦，反而精神饱满，乐呵呵的。大家都说我今年可能有好运。

 转眼到了大年初三，正逢我们公社当街，也就是北方人说的赶集。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春天已悄悄向我们走来。我们电站几个年轻人结伴一起当街（赶集）去。到了公社，顺便到邮电所看看。

 我们这些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早已和邮电所 的工作人员混熟了，每次当街，一定到邮电所拿信，这样可以早几天收到信。这天我一进邮电所，李所长就说，“小邹，有你的电报。”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我拆开一看，是家里打来的。

 电报说，“家中接到入学通知，你被录取在江西师院外语系，速办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我自然高兴极了，只是诧异为什么没把录取通知书直接寄给我，而是寄到家里去了，大概是避免再次丢失吧。

 不过当我拿着电报去迁户口时，公社秘书却不给办，说是必须凭录取通知书办。我只好让家里把通知书挂号寄来，才把手续办好。

 入学后不久，我在校园里遇见了复试时主考的黄允德老师。一见我，他马上指着我笑着说：“哈哈，你是骑了一夜自行车来复试的，对不对？”复试的考生那么多，没想到主考老师竟还记得我，看来他也对我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印象颇深。